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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件]“史料”也許不僅僅是“木材磚瓦” 王子今 史學評論網轉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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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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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史料”也許不僅僅是“木材磚瓦” 王子今  史學評論網轉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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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厚宣著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,其實是一部史學批評的論著。批評的主要對
象,是吳澤教授的《中國歷史大系‧古代史》。作者舉例說明材料運用的重要性,
即使有所批評,也完全出於善意。應當說他的批評是比較嚴厲的。這種直接的、
大膽的批評,可以體現當時學術氣氛之比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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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和重溫學術史上有意義的論著,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。

1950年6月商務印書館初版的胡厚宣著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,列入“二十世
紀學術要籍重刊”,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再次印行,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學習的機會。

胡厚宣強調“史料”對於“史學”的重要意義。他寫道:“史學若是房屋,那?,
史觀是工程師,史料是木材磚瓦。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,和只有木材磚瓦
而沒有工程師,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。只有正確的史觀,沒有正確的史料,和只
有正確的史料,沒有正確的史觀,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。”(第6頁)
胡厚宣引用了蔡元培的話:“研究史學,首當以材料為尚。”“史學,亦即史料
學。”(《〈明清史料〉序言》)又引用了傅斯年的名言:“近代歐洲的歷史學,
也可以說只是史料學。”“一分材料,出一分貨,十分材料,出十分貨,沒有材
料,卻不能烏?瘴氣地亂說。”作者注:“見國立中央研究院《歷史語言研究所
集刊》一本一分《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。”雖然沒有明白提示傅斯年的
姓名,當時的學界,應當都熟悉這段話。而今天的青年學子,也因20多年來的
學術開放,能夠瞭解這一重要學術主張的由來。對於傅斯年的觀點,胡厚宣說:
“這話說的也許稍微過火了一點。”發表於1950年的這種評價,論者不知是否
心存與隱去傅斯年姓名同樣的顧慮。

其實,客觀地說,“史料”也許不僅僅是“木材磚瓦”。如果取“史學若是房屋”
這樣的比喻,應當說“史料”就是地基。

胡厚宣著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,其實是一部史學批評的論著。批評的主要對
象,是一部“解放後所出唯一的一大部史學著作”——《中國歷史大系‧古代
史》。他特別說明:“我只是舉例說明材料的引用,是一個重要的問題,決沒有
存心批評哪一家。即批評,也完全出於善意。”(第51頁)胡厚宣同樣隱去了
這部書作者的姓名。不過,傅杰先生在“重刊弁言”裏已經告訴我們了:這部書
“就是吳澤教授的《中國歷史大系‧古代史》”。傅杰還說,“除了該書‘有十
餘處,都把《中國史綱》的張蔭麟寫作楊蔭麟,把作《殷代的羌與蜀》的董作賓
錯成商承祚’之類的粗疏,主要涉及甲骨文的引證和解釋問題。”(第3頁)

胡厚宣的批評雖然並不明確點名,卻依然是相當嚴厲的。對於“張蔭麟”“楊蔭
麟”、“董作賓”“商承祚”之誤,他指出,“這不像是手民的偶誤,應該是作
者的粗心。這種好像是極小的毛疵錯誤,在幾十萬字的大書上,實在太多了。”
(第22頁)胡厚宣使用的言辭,如“沒有具備”“最低限度的基礎”,“東抄
西抄,雜亂拼?”,“荒謬錯誤,矛盾抵觸,而不能自圓其說”(第23頁),“不
辨是非,輾轉抄錄”,於是“將錯就錯”(第36頁),“望文生義,斷章取義”,
“言之過多,近於幻想”(第48頁)等,應當說也是比較嚴厲的。這種直接的、
大膽的批評,可以體現當時學術氣氛之比較活躍和學術空氣的相對健康。據傅杰
回憶,近20年前,他和胡厚宣言及本書,胡厚宣笑道:“那時我年輕啊,要是
現在我就不寫這種書了。”據傅杰推測,“胡的意思,大概是如《中國歷史大系‧
古代史》這樣的著作,未必值得專門寫一本書來批評吧。”(第7頁)我們是不
是還可以作另外的推想:胡厚宣說“要是現在我就不寫這種書了”,是考慮到
“現在”的學界氣候和學術風氣已經與他尚“年輕”的“那時”有所不同了。

胡厚宣指出:“《古代史》196頁又引石璋如《小屯後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》一
文,說殷代車馬的發現,‘是在Mao的一個坑中’。Mao是什??Mao的一個
坑中又是什??引石氏原文,這樣隨便一說,是不可以的。我們翻看石氏原書,
才知道這個車馬坑是M20,M代表墓葬,這個車馬墓葬的編號是20,所以稱這
個坑是M20。《古代史》把M20錯抄成Mao,又誤認車馬是出在Mao的一個坑
中,那就錯遠了。”(第45頁)類似的粗疏,還表現在胡厚宣指出的對於“典
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”的錯誤判斷,對於“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”方面的疏
誤,對“甲骨文不同的解釋”之不加分辨,對於“甲骨文錯誤的學說”和“甲骨
文被揚棄了的論斷”的沿用,以及種種“粗心的援引”、“非法的推論”等等。
材料的誤用,因而產生“新奇怪異的學說”(第36頁)。遺憾的是,這種對史料
的忽略而導致學風空疏的情形,現在又在重演,而且愈演愈烈。胡厚宣當時批評
的現象,出現在一個社會大動蕩的年代。大概有些人以為新時代的來臨,使得只
要掌握了先進的“史觀”,不必在“史料”方面下功夫,就可以成就名作,成就
大家。今天的情形雖有不同,然而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,再次動搖了史學實證的
傳統。我們應當理解胡厚宣引用的郭沫若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中的話。郭沫
若說,對史料的科學審視,“根本沒有做夠”。他認為:“不僅古史辨派的階段,
沒有充分達到,甚至有時比康有為,閻百詩都要落後,這樣怎?能夠揚棄舊史學
呢?實在是應該成為問題的。”在有心推動史學的進步時,我們也有必要牢記胡
厚宣的勸誡:“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問題。”(第49頁)

胡厚宣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還有另外的學術卓識值得我們重視。作者肯定了
“疑古”思潮的學術意義:“現代疑古學最大的貢獻,一個是康有為的‘托古改
制的古史觀’,一個是顧頡剛的‘層累造成的古史觀’。疑古學說,固然也有一
些偏向,但這一條追求真理的科學道路是不錯的。”他還寫道:“疑古的潮流,
遠在十多年以前,早就成了尾聲了。雖然現在我們不必再朝那條路上走,但前人
所作大部分的成績,我們必須批判地接受和學習。”同時,胡厚宣又談到“疑古”
之後的“新證”和“糾矯”:“辨偽的階段,現在已經進到‘古籍的新證’和
‘疑古的糾矯’了。過去疑古學者不但辨出了偽書,並且真書的時代,也往往懷
疑,而儘量拉後。現在則從甲骨金文予以證明,考出有的材料,時代並不太晚。
像王國維的《古史新證》,唐蘭的《古籍新證》,和于省吾的《尚書新證》、《詩經
新證》、《易經新證》、《諸子新證》,都是這方面的好書。”“辨偽的現階段,已
經由辨別偽書,進到鑒定真書的著作時期,又由時代的過晚,進到其中也有早期
的成分。”(第8~9頁)“疑古”以及“新證”和“糾矯”,也都是關於“史料”
的重大的學術問題。而胡厚宣關於“疑古”之後學術進步的論說,又可以看作今
天有關“疑古時代”討論中某種意見的先聲。

胡厚宣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》能夠再次推出,我們應當感謝傅杰和雲南人民出
版社。然而也應當看到,編輯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。該書附錄《關於商周史學習
問題》、《甲骨文和今文》、《我和甲骨文》三篇文章,由於作者對於殷商時代是否
是奴隸社會的觀點前後有所改變,在一部書中前後因此出現矛盾,而編輯者未加
說明,可能會使有的讀者產生疑惑。書中又有個別誤排字而未能校出者,如“酒
熟日酋”(第39頁)應是“酒熟曰酋”之誤,也是應當指出的。

【原載《中華讀書報》2006年07月18日第10版。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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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家.書緣.世事之際
Thu Aug 10 12:59:10 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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